《我不是药神》提出的问题,神可以解决吗?

2018/07/06 guanliyuan 107

  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?《我不是药神》绝对算是一个。从大规模点映起,《我不是药神》就口碑爆棚,看过的都成了自来水。能过审就是万幸的现实题材,让许多人哭着走出影院的“喜剧”,还有被认为和《素媛》、《熔炉》、《摔跤吧!爸爸》等别人家的电影一样能改变国家的电影,越来越多的标签贴在了《我不是药神》的身上,伴随着掌声。


  故事讲的是:在2000年前后的上海,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吕受益(王传君 饰),身子一天比一天弱,只能靠一种叫“格列宁”的药续命。但他买不起,准确地说,在国内买不起。市价四万一瓶的药,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天价。而印度仿制生产的药效相差无几的药,只要两千。卖印度神油的老板程勇(徐峥 饰)在其中发现商机,成为了印度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。

  从法律上来讲,这就是走私假药,一旦被抓,至少五年起判。然而,在前妻要离婚、老爸要做手术、店铺房租都交不上了的窘迫时刻,程勇决定铤而走险,去印度进药,卖给国内的白血病人。尽管后来他加价好几倍,自认“代购只是为了赚钱”,患者和家属依旧把他当做“药神”,认为他就是救世主。可这毕竟是违法的生意,就算警察们对穷苦病患再同情,也得依法办事,把程勇送进了监狱。


  这并不是一个情节非常复杂的故事,复杂的是其中交杂的病人的生存欲望,药贩子的道德束缚,警察的法律原则,以及医药公司的商业需求之间的矛盾。而比故事中刻画出来的困境更复杂的,是故事的现实原型——陆勇案。

  陆勇曾经是轰动中国一时的风云人物,被民间奉为“药侠”、“抗癌药代购第一人”。2002年,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,当时医生推荐他服用一种名为“格列卫”的抗癌药,售价是23500元一盒,没有医保,全自费。那时候全省的平均月薪才一千出头,在陆勇2004年建的病友QQ群里,100个人只有两个人吃得起。偶然的机会,陆勇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,并将其介绍给病友,并逐渐走上了海外代购国外仿制药的道路,他也通过网购的信用卡为很多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;2015年,他被以涉嫌“妨碍信用卡管理罪”和“销售假药罪”提起公诉。但最终,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。


  但和电影中的程勇不同,陆勇自身就是一个白血病患者,他“是自救,顺带也帮助大家”,他“没有贩卖过药品,没有赚一分钱,帮了很多人”,这也是他在最初对电影有些意见的原因。

  电影结尾处带来了一个好消息,格列宁已经被纳入医保,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。而现实中陆勇也表示“现在找我帮忙买药的人很少很少了,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”。但对于一部希望“可以影响更多的人”的电影而言,它提出的还未解决的问题,引发的各界的思考,才是它真正的意义所在。

  一问:命VS钱,怎么衡量???

  “5000?3000我们也吃不起啊。”

  “这世上只有一种病没得治——穷病!”

  “钱就是命。”

  电影中的台词句句戳心,充满泪点。每一句里所表现出的意味,似乎就是贫穷是疾病最大的矛盾。穷人有续命的机会吗?难道穷人就没有与死神搏斗的资格,就要乖乖等死吗?面对天价的药费、昂贵的治疗费用,“生什么都不能生病”的观念深入人心,很多时候先需要考虑的仿佛不是治不治得好,而是治不治得起。

  2015年,丙肝患者闫中(化名)到北京解放军302医院求医,就诊号价值400元,还是医生特别同意才得到的。医生告诉闫中,针对他的病情有三个治疗方案,花费分别是54万元、60万元和100万元,需要去香港进一步诊疗和买药。但闫中甚至没记住医生给他提出的具体治疗方案。“我不会考虑这些方案的,太贵了。虽然有医保,为了治这个病我已经花了七八万元,我的退休工资就一两千元,承受不起。儿子们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,小孙女刚上幼儿园,开支很大的。这个事我已经决定了,不能让娃娃们为我的病硬着头皮背债。”“总有看不好的病嘛。虽然得了这个病,也得生活。反正我也活了60多年,无所谓了。”放弃治疗,是他最后的选择。


  除了药品,医疗器械上也存在让人无奈的“仿制现象”。

  “父母用呼吸球为她自制呼吸机,每日不断捏呼吸球,来维持女儿的生命。郑小君清醒的时候自己捏,睡着了就由父母轮流捏,为了让父母晚上能睡觉,小君只能白天睡。”

  “我手里捏的不是球,而是女儿的命。”父母一开始不适应,捏着捏着也会打瞌睡,过不了多久,小君就会满头大汗被憋醒,吓得他们夫妻俩再也不敢大意。”

  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,让人感到无力。但是单纯和影片中一样向药品定价体系发起攻击就是合理的吗?从源头看,任何一家企业研发专利药都是上亿的成本;再从国外进口,层层关税加上经销商的分成,到病人手上数万一瓶其实也正常。毕竟,只有药物研发处于良性循环,未来才有新药陆续面世的可能。药品、治疗技术、医疗器械等的研发都需要资金的投入,相信研发人员在看到有人无法承担治疗费用时也深感同情,但是也许也无能为力。无需回报的救世主,并不存在。

  但值得我们感到一些安慰的是,2014年国家发改委下发《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(征求意见稿)》,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;2015年5月,国家发改委、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七部委制定了《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》;到2018年,中国已有19个省市相继将格列卫纳入医保;2018年,中国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。吃得起药,吃得起正版药,不再是天方夜谭的事。

  再问:正版VS仿制,怎样选择???

  “领导(警察),我求求你,别再查「假药」了行么。这药假不假,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?我吃了三年正版药,房子吃没了,家人也被我吃垮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,可你们非说这是「假药」。不吃药,我们就只能等死。我不想死,我想活着。”


  正如电影中那位慢粒白血病老太太所述,现实中“一药难求”的情况同样让患者充满了艰辛与无奈,难道他们不想吃正版药吗?可是普通家庭又有几个能吃得起。

  “印度是穷人的药房。” 在印度,因为太多人看不起病,当局执行的是“药物强制许可制度”,一种看上去无理但受到WTO保护的举措。当民众买不起高价专利药时,无论专利保护期是否结束,都允许该药品直接被仿制。但在中国,只要未能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,在国内市场公开销售的药品均为非法。

  “这些吃着国内没有批准的药物的病人来找我看病,我们作为医生是指导还是不指导呢?”这是很多医生面临的困惑。于情,他应该帮助这些患者;于理,对于没有在我国审批上市的新药,药效和不良反应都是未知的,医生不应该私下指导。医生在情与理中挣扎,而患者更是为了活着,宁可通过从非正规途径获取药源,甚至不顾可能出现的严重副作用而铤而走险。

  更让人难过的是,慢性白血病患者尚且有正版药物和仿制药物可以选择,但是现实中,还有很多没有或者不知道适合自身疾病药物的患者又当如何?难道这真的是一个无法解开的“死结”吗?


  近年来,我国一直在推进药品审批改革,加快境外上市新药的审批。2015年《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》出台;今年4月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《关于进口化学药品通关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》;今年5月,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同卫生健康委发布《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》。

  同时,我国迎来制药史上专利药品到期最多的时期,其中不乏很多高价的抗癌药。但目前国内的仿制药生产还未成规模,一些药品的质量让患者们不敢恭维。浙大药学教授曾向媒体表示,国内审批上市的仿制药在有效成分上没有问题,但有效成分在药品中只是很少的一部分,更多的成分是辅料,“国内外的差距,往往体现在辅料的品质上。”所以,要达到“让老百姓用得上、用得好、用得起”的目标,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

  和病魔的斗争很多时候是看不到结局的,像是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挑战,是充满理想色彩和英雄主义的奋斗。而要迎来最后的胜利,可以依靠的不是“God bless you”,而是所有牵涉其中的群体与个人共同的努力。

  把生与死,善与恶,自我与他人放在天平上好好衡量,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。

  而“今后都会越来越好吧,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”。